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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战场，道阻且长。在愈来愈接近扶贫决战年的日子，政府和社会力量都转向一个新思路：既解决眼下，亦维持长远。陆金所和中扶贫共同参与创新的养蜂合作社，深度实现了生态发展与产业扶贫的有机统一，成为我国新阶段脱贫方案的重要样本。

“不得不说，将几亿人从贫穷中解脱出来是一个奇迹。”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卡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对中国扶贫事业心服口服。更准确的数字是7亿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由年的97.5%下降到年底的3.1%。

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最想借鉴学习的是精准扶贫政策——这被认为是新时代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正确方略。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贫困人口逐渐远离城市、县域或道路沿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呈现“孤岛效应”。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的县干部到村里扶贫时，形容该村落“山高路远，位置偏僻”。

平武县是“5·12”特大地震极重灾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五区合一”的贫困县。

但平武县非常美。海拔米以上的山地占幅员面积的94.33%，全县有野生植物多种，野生动物余种。因为野生大熊猫数量居全国之首，平武又称“天下大熊猫第一县”。

长久以来，村民们过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掘田种地、砍林捕鱼、打猎采药、养蜂放羊等是他们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平武县还是中国的“中蜂之乡”（中蜂指中华蜜蜂），这里的蜂农们祖祖辈辈坚持古法养蜂，谁也说不清到底延续了几百年。一年收割一次的土蜂蜜波美度（评价蜂蜜品质的一个标准）高达43，相比城市中产热衷海淘的新西兰、澳大利亚蜂蜜有过之无不及，然而当进口蜂蜜动辄卖几百、上千元一斤时，土蜂蜜却只能卖到十分之一的价格。

平武县小河村的蜂农杨平安和他的儿子在蜂场

蜂蜜与山林

年，中国农科院养蜂所的王彦姿在《农业技术经济》上撰文称：“发展养蜂生产，一不占耕地，二不用粮食作饲料，三不争水肥。好处很多。”

王彦姿按照彼时时价匡算，一个养蜂人的年收入可达-元（八十年代的贫困标准为元/年·人）。所以，尽管当时有些地区产供销脱节，但文章依旧鼓励缺乏生产资源的农户养蜂致富。这一声音在以“输血”为主的救济式扶贫阶段显得别具一格。

王彦姿还在文中举了几个养蜂脱贫致富的案例，均是江浙一带的村县。而八十年代四川平武县的养蜂故事却是另一种走向：唐大爷在种地之余养了几十箱蜜蜂，碰上丰收年酿的蜜自己吃不完，他会用扁担挑着两桶蜜去公里以外的江油市卖，路上要走6、7天，卖蜜所得的几十块钱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没有人敢把靠老天赏饭吃的养蜂，作为家庭收入的支柱。

王春萍博士和郑烨博士在《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脉络与主题谱系》一文中表示：“由于我国贫困地区分布比较分散，各区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区域发展特征。”

唐大爷是平武县小河村人，这里的村民都吃着蜜长大，酿出来的蜂蜜多半自用。如果家里有吃不完的蜜，蜂农会以每斤几元的底价卖给种田的老乡或村内伐木场里的外地工人。

在九十年代的平武县，一方面有大量年轻人外出进城打工，另一方面大量森工企业的进入也带来不少外地劳力，伐木经济一度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构成。据统计，年平武县白马人的人均收入达元，其中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60%左右，除去林业收入，白马乡的人均纯收入仅为百元左右。

成年后外出打工成为贫困村年轻人心照不宣的决定。有人一走几十年，回来后给留守的父母造个新房子，然后再出门赚钱，而年迈的父母在大房子里依旧过着上山砍柴屋前种菜的生活。王正云外出打工20多年后，现在又准备远赴澳大利亚做工，女儿已经14岁了，却没回过几次平武县的爷爷家。

王正云所在的平武县小河村共多人，常住人口仅剩人左右，其中九成以上是老人和孩子。那些养了一辈子蜜蜂的蜂农终于养不动了，而他们的孩子去城市里“采蜜”了。唯一不变的是贫困。

平武县小河村的唐大爷展示自己制作的老式蜂箱

环境与贫困

在平武县，枯竭的并不只是劳动力，还有木材资源。

几十年的伐木经济，严重破坏了平武县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局部气候失调，旱灾、洪灾、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也严重恶化。

“贫困和不平等是造成环境退化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贫困迫使人们以非持续的方式，掠夺性地利用土地和森林资源，从而造成土地退化、森林破坏、生活多样性丧失以及缺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认为贫困和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年，退耕还林工程启动，这意味着平武县村民不能再依赖林木经济，短期内虽然有购粮款补贴，但长远来看，依旧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来源。

不占耕地、不用饲料、不争水肥的养蜂业会是个好主意吗？

年，平武县小河村发展集体经济，由村里牵头养蜂。村集体的蜂箱产出的蜂蜜归村委会所有，收益主要用于完善留守老人的赡养福利。同一年，30岁的陈顺平从太原回来了。

他原本在工厂干加工地砖的活，又累又容易发生事故，一年下来也只能攒下一两万块钱。陈顺平心想：不如回家养蜂算了。收成好时，约箱中蜂能为他产上千斤蜂蜜，养蜂的收入能达到五六万元，丝毫不输进城打工的同乡。

但愿意回乡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70岁的老蜂农王国忠见证了传统养蜂技艺的没落，由于年纪大、身体差，他已经多年没有养蜂了，要去澳大利亚打工的王正云是他的小儿子。可惜但无力阻止，养蜂后继无人的残酷现实在很多个王国忠这样的家庭中正慢慢上演。

在平武县脱贫方案的设计中，涓滴效应被考虑了进去。它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故而只需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便可消除贫困。

平武县小河村村长冯天旭希望年轻人主动回来，与合作社一起发展养蜂业，把好吃营养的土蜂蜜做出品牌、做大规模。但年轻人并没有回来，蜂农也看不到产业的影子。

事情在年变得明朗起来。年初，平安集团投入个亿启动了三村工程，通过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造血式”扶贫。平安集团旗下金融科技公司陆金所融合自身金融思维和资源优势，牵手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中扶贫”）发起“大国小镇”计划。

小河村村长（左二）和蜂农们

合作与销售

陆金所、中扶贫与冯天旭村长的想法不谋而合，决定率先打造蜂蜜品牌、拓展销售渠道。

蜜蜂是“大国小镇”首批扶贫产业的切入口，它们是连接植物和动物的桥梁，如果在这一环节出现断裂，生物链上处于其前后的大批生物都要遭殃。陆金所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为合作机制，力图体系化地提升村镇养蜂产业发展水平。

首批“大国小镇”的四个目标贫困县——四川省平武县、云南省德钦县、贵州省习水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尼勒克县都有养蜂产业，并建有合作社，所在的村都在自然保护区或国家森林公园附近。

“我们前期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