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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朋友聚会发生在17年前，年。

昔日的医学院朋友们频频举杯，其中很多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只有孙黎是儿童精神科医生。有些酒杯到了她面前，就绕过去了，别人开玩笑说，“就不用给你敬酒了，我们一般不会找你。”

孙黎开玩笑说，“你放心，以后就你一定能用上我。”

那个时候，孙黎医院读博士，同时跟随导师出门诊。此前，医院做了8年的儿科医生，并且担任了主治医生。那个年代的儿童疾病谱主要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伤寒、痢疾和脑炎等。后来，疫苗渐渐地减少了这些疾病的患病率。她发现很多孩子有心理问题，但家长和医生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得不到恰当的诊治，例如多动症只是被归类为儿童保健，而非精神科。医学界对儿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明显滞后。

31岁那年，孙黎决定去全国医院北大六院攻读博士学位，从炙手可热的儿科到了非主流的儿童精神科。她开玩笑地说，当时全国的精神儿科医生不到人，大熊猫都有0多只。

孙黎喜欢和病人谈话交流，倾听别人的感受，觉得自己在理解别人方面比较有悟性。刚开始的几年，她每年的门诊量是约人次，其中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她认为，当时求医的部分家长是望子成龙，揠苗助长，影响了孩子的精神状况。

最近几年，来求诊的儿童更多了。北大六院的精神儿科医生增加到15个了，但是全国也不超过个，孙黎每年的门诊量提高到多人次，医院的一年门诊量是数万人次。家长们从全国各地带着孩子来求医，医生们加班加点地出诊，甚至工作到凌晨。孙黎总想，举手之劳，就能帮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可是，病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复杂，举手之劳也忙不过来了。

在我国，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儿童和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数据，但是，区域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已经与国外接近，并且呈逐年增高趋势，甚至可能高于国外水平。北大六院的王玉凤教授曾做过调查研究，年北京地区仅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即为8.3%，年上升到10.9%，4年北京中关村部分重点小学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则高达18.2%。6年，学者徐婓等撰文称，南京地区中学生中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即高达14.8％。

美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高达5%-10%；日本有1.5%的中小学生患有抑郁症，中学生则有4.1%。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已形成共识，随着儿童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复杂化，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很多儿童正遭受抑郁症的折磨。抑郁症只是儿童易发的精神障碍疾病之一，此外焦虑症、多动症、强迫症、恐怖症、孤独症等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患病率也逐年增加。

儿童期的精神障碍，症状常常会持续至成人期，比如儿童多动症，如果精神疾病在儿童期不能得到有效干预治疗，60%患儿的症状往往会延续至成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报告指出，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年以前，全球儿童心理障碍还会增长50％，将成为致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家长在育儿的过程中陷于迷茫，孙黎成了社交场合很受欢迎的人。她说，“朋友找我说话，没别的，全都是孩子的问题。”朋友说她太有眼光了，“当时怎么就知道选择这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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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黎喜欢心理学，在决定读博士的时候，懵懵懂懂地认为，精神科就是用医生的心去医治病人的心。后来，她在临床中发现，还需要治家长的心。

今年夏天，一个家长带着女儿来看病，声称孩子上六年级了，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磨蹭，不听话，担心孩子有多动症。可是，通过谈话，孙黎观察到那个孩子挺好的，就让孩子先填一些测试表。通常情况下，她还会要求孩子的老师和父母都填一下，全面了解孩子的行为表现。数据显示，那个女孩的沟通能力、情绪能力都没明显的问题。而且，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可是那个妈妈仍然怀疑孩子有需要治疗的地方。孙黎对她说，如果你认为孩子有问题，有可能问题未必在于孩子，而是你。

孙黎认为，有些妈妈可能会追求完美。在她看来，成长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如果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父母是可以等待的。有些父母把刚入学的儿童，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带来就诊，觉得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可能有多动症。孙黎会问有些妈妈，平时念书时，孩子能听多久？有一个妈妈回答，只有10分钟。孙黎说，能坚持5分钟就算正常了。孩子发育需要一个过程，不要给孩子过早地贴上标签。如果对孩子的学习要求过多，孩子容易有逆反心理，恶性循环，亲子关系会变僵。

孙黎在给病人治病时，如果发现其家庭影响了疾病，就会开展家庭治疗。她强调家长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注意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一句看似普通的话语，挽救了不少病重的孩子。

大约十年前，孙黎接诊了一个辍学的孩子。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无论是学校的功课还是课外辅导班，他严格遵循着母亲的培养计划。他的母亲对儿子的期望很高。在初中升高中时，他根据母亲的意愿，填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中学。然而，他心有不甘。开学后，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然后出现了情绪障碍。渐渐地，他和同学交往也产生了问题，不得不转学。病重时，他进入了北大六院住院，通过药物控制病情。

“如果孩子没有主见，背后肯定有一个太强势的妈妈。”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这个说法，孙黎认为是因为很多爸爸在育儿中缺席。在家庭治疗时，她常常会要求孩子的爸爸也参加，可是他们坐在旁边，像一个局外人，对孩子的情况几乎不了解。夫妻育儿，是互动的模式，如果女性太强势，男的一方无法参与，就会干脆躲一边。看上去相安无事，实际上对孩子不好。孙黎说，这是社会病，父亲缺席，女性当全能妈妈。如果是职场女性，会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她们想高效地管理孩子，然后，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就会变得所谓的“强势”。

孩子的剧变让那位母亲非常痛苦。孙黎提醒她，“能不能试着往后退一退，不用帮他做决定？凡事你来决定，就是代替他成长了。”那个妈妈慢慢地改变了对儿子的养育方式，陪伴他走过病情反复的岁月。

精神疾病是社会、心理和生物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随着社会氛围变化，精神疾病的情况也随之改变。二胎政策实施后，大孩子的心理状况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