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仁者之风、智者之魂、勇者之魄、侠者之形，这就是你我的“中原”！
我接触到的一些南方人，因地区不同，他们眼中的“河南”就存在着一些差异。
比如江浙、两湖等地区的人，他们称河南为“河南”，但往往会加上一句，“北方省份”。这大概是一种地理方位概念，“北方”与“南方”，以划长江为界。
再比如广东、福建等省的人，他们会在第一时间称河南为“河南”，但随后会跟上一句，“那是中原啊”。这必定是联想到了河南的历史文化意义，联想到河南曾是客家人的祖居地。
一些台湾人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对河南的第一称呼，常常直接就是“中原”。我想，这里面肯定包含着各种复杂的体验，教育上的，文化上的、历史上的、地理上的，等等，“中原”一词，毫无疑问指向精神上的“原乡”。
与此不同，北方许多省份的人提起河南，只是简单的“河南”，很少有其他的点缀。我明白，他们心目中的河南，就只剩下行政区划上的“河南”了（最近接触到不少山东人，他们很羡慕河南变化大、发展速度快，我想这样的河南，更多的就是经济意义上的河南了）。
“中原”是什么？“中原”为什么？“中原”在哪里？“中原”在今天除了可以回望，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经历的多了，每一次，当别人在我面前提起“中原”这个词，我就会无来由地沉默并怅惘上许久。
我是一个河南人，但我还能大声称呼自己是“中原人”吗？
“逐鹿中原”“定鼎中原”“揽辔中原”“角力中原”乃至“用夏变夷”“被发左衽”“青山一发”“王师北定”，我们日常的话语中，仍保存着这些历史或商业竞争意义上的“中原”。“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中原高速”等，此类经济体或社会组织所体现的“中原”，指向现实政治、经济和地理。
而其他方面，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原”，已经被忽略得不能再忽略了，许多时候，她仅仅沦为一种符号、一种记忆、一种指向。
大概从大宋南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转移到外地后，“中原”一词，就逐渐从主流话语系统中漫漶消失了。民国时期这里发生“中原大战”，我常常觉得这似乎就是近年来这片土地的某种象征，与贪婪、流离、血腥、残破同义，怎可与此前同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代表光荣与梦想的“牧野之战”“楚汉争霸”“官渡之战”等相提并论？高中时学历史，对教科书上的这一命名，无来由地觉得是对“中原”一词的玷污。
当然，中原就是中原，她就在那里。华夏王朝史，由此开端；中华文明史，在此成熟；“天下名人，中州过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原人，我当然会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辉煌引以为傲。
前几天，浙江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有不少人开始对中原文明中心论的历史地位提出质疑。不过还是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阎铁成老师说的好：
“现代考古揭示，中国文明的萌芽从各地开始，后来各种文明汇集中原地区涅槃再生形成一种汇融八方的全新文明，因为这一新的文明是在中原诞生的，所以以‘中’命名，这便是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其它地区的文明如良诸、红山等在距今年都不知所终，但其一些文明元素如玉、图腾等都汇入中原文明中。”
这种对“中原”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理性辨析和维护，我想也正好可以拿来慰籍如我那一颗渐感“失落”和“委屈”的心。
中原，她本该就是一个在文化和文化传承上顶天立地的巨人。
回到前文，当有些人称呼我为“北方人”，我往往心里很不爽，而当另外一些人说起一句，“你来自中原啊”，我知道，我在对方心目中瞬间提升了位置高度，他们其实是在向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致敬。
就此而言，生在河南，生在中原，这是我的幸运。
这么多年，河南在经济发展上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了，工业、农业、服务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等，都被打上了“中”的符号与标签。但是人的精神呢，人文品格呢，由自信心支撑的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意识呢，似乎正在等待那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回归。
这种回归，以及以其为基的创新再造，就文化精神自身而言，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主动把握。现在，面对着中国“文化自信”支撑体系逐渐显现出内核和轮廓，我们这样做，其实正当其时。而且，经济发展上的雄厚底子，也足以让河南人以满满激情挺直腰杆了。
所以，“中原”，连接的并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在和未来。
突然想起4年前为《国家地理》写的一篇专刊稿件，题目叫做《河南精气神的千年嬗变》，它似乎早就让我找到了关于“中原”一词的多层次含义。当然，这里秉持的是一种非官方立场，观点、论述都不成熟，仅仅代表着我作为一个“中原儿女”发自内心的虽粗浅却又勇敢的表达。
仁者之风、智者之魂、勇者之魄、侠者之形，我想，这就是我和你心目中应唤醒的“中原”。
附：
河南精气神的千年嬗变
（《河南性格》下，略有改动）
跌落巅峰：思想大滑坡
文化的传承，在中国一般并存两个系统：一个是官方的精英式“专享”，一个是民间的自发性继承，在专制体制下，这两个系统彼此呼应、并行发展，通过乡绅阶层连为一体。
大宋南迁，中原大地延续了数千年的文脉，就此由浩浩汤汤的大河变成孱弱纤细的溪流。元明清时期，河南由于远离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且连年兵祸天灾（如黄河决堤等），已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民社会。对这种社会形态的管理，基本上遵循着“男务垦辟，女修织纴”的“维稳”原则，思想意识受到高度钳制，官方文化道德的建设陷于停滞。
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或安土重迁苟延残喘，或流离失所听天由命，“不农、不商、不工、不庸”，多数情况下远离主流社会文化，摈弃主流社会价值，在自足的儒释道并行的多元文化状态中获得尘世的安慰。
中国民间的文化传承力和创新力极强，尤其是在多民族融合、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情况下。河南的乡绅阶层，势力尽管单薄，但在乡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塑中，依然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典型的如巩义康百万家族，纵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富裕十二代，历经四百多年辉煌，其世代相传的“留余”祖训所体现的“尚中庸、积荫德、重家教”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精髓。再如明清之际兴起的怀庆商帮，奉行“守信、讲义、取利”，推动了中国药材业、采煤业、铸铁业的大发展，并对促进豫北地区传统家庭在婚姻关系、家庭功能以及家庭结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作用。
此一时期，开封朱仙镇、河内清化镇（今河南博爱县）、武陟木栾店、南阳社旗镇、安阳道口镇等，成为延续唐宋河南商业遗脉的几个重要承接地。
河南人从此变得内敛、隐忍起来，再加上其本有的淳朴、坚韧，这难免给外界以一种苟且偷安的总体印象。但是，如果了解到这一时期河南民间绚烂多彩的文化创造，那么人们就会了解到中原文化特别是河洛文化内在不竭的生命力：
明清之际，随着商业活动的局部兴盛，少林武术及少林禅宗在国内广受欢迎，甚至传播到韩国、日本；一些在当今盛行的艺术品类，比如河南梆子（豫剧的前身）、木版年画等，在开封萌芽并形成完整体系；基督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逐渐蔓延，与本土儒释道“相与和谐”；在一些商业聚居区或繁华的商道旁，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会馆星罗棋布，“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陴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
兼具游民行迹与农民本色，在固守传统之中又承接八面来风，明清以来生活在底层和边缘的河南人，骨子里已经嵌进了“游侠”基因——由高居庙堂的“仁”纡降为江湖世界的“义”，这里面其实蕴含着一种通达的因势、因时而变的人生观。
走出悲情：立足大格局
明清以降，河南是内陆开放度较低的省份。但到了“西风东渐”日炽的民国，情形就有所不同。
~年，京汉、陇海铁路建成通车，铁路沿线地区的煤矿、机械工厂、兵工厂、棉纺厂开始兴起和发展；及至冯玉祥、吴佩孚先后主政河南，他们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开启民智、劝化民风；修复古寺、兴建博物馆，大力倡导新闻出版、戏曲、电影等新兴文化事业，一时之间，河南文化在东西交融之中渐有复苏之象。
但好景不长，伴随着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等战乱，河南人再次陷入生存的颠沛流离和精神的无所傍依状态。此时，河南民风变得少有的彪悍，基层民众占山为匪，大有席卷中原大地之势。年，全省各类土匪有40万，豫西、豫南山区就有20多万。
硕果仅存的是，地方精英别廷芳、宁洗古等人“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宛西自治”。该自治以儒家为主体，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教义，融合贯通为“三自主义”，同时联合国内倡导“村治”的学者梁漱溟等人，潜心研究改造社会的“治本之法”。
另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作为高端教育的河南大学的发展。年前，冯友兰、范文澜、姚从吾、嵇文甫等众多名家先后在此任教，先后培养出邓拓、尹达、白寿彝、王实味、姚雪垠、苏金伞等知名人物。
但是，这种文脉的延续被战争和解放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打断。特别是10年“文革”，一场前所未有的“破四旧”运动就将历史遗存丰富、文化积淀深厚的河南搞得百孔千疮，众多文物和遗迹被毁，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打入冷宫，人人谈之色变。
改革开放，促进了制度变迁和人的觉醒，也再次为河南文化的复兴打开了大门。
农村的“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崛起，城市的国企改革和民营经济勃兴；县与县之间展开“十八罗汉闹中原”，农业和工业相结合，推动河南由“中国粮仓”向“国人厨房”的跨越；一大批新兴工业企业的发展，挺起了中原崛起的脊梁，开放带动主战略的确定，又让河南成为沿海产业转移和国际资本逐鹿的主战场……
河南人内在的竞争意识被唤起了，他们的勤劳、隐忍和负重前行，逐渐成就以下事实：“中原商战”声动华夏，郑州期货开业界先河；少林寺、太极拳走向世界，南街村、竹林镇引人膜拜；三全、思念缔造速冻食品帝国，双汇、春都、郑荣上演肉制品“三国演义”……
年，河南省的经济总量步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首次进入全国“万亿俱乐部”。其后年年迈台阶，年突破了3万亿，年更是达到4.8万亿。
此时的河南人，迸发出了被长久压抑的生命活力和意志力。“中原商战”中执牛耳的亚细亚王遂舟、叫板麦当劳的“红高粱”乔赢、在期货业非法集资搞对赌的“三读”张少鸿、带领和尚到国外进行武术表演的少林方丈释永信，他们拼的都是一口气，挣的是生存权和发展空间——与传统的千人一面的形象不同，改革开放后的河南人，集体性格呈现出丰富而立体的变化，他们无论是在朝在野，浑身上下展现出的进取精神和厚积薄发的实力，在全国都显得比较突出。
金融界，河南银行学校（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年培养出的学员和干部，至今仍有多个担任全国省级银行副行长以上职务，董文标、刘啸东、李晓鹏等成为其中的翘楚；网络和软件行业，张朝阳、陈彤、周鸿祎等人都从河南走出，中国的杀毒软件，曾一度被河南人创立的公司垄断；文化界更是不得了，李佩甫、周大新、刘震云、柳建伟、乔典运、张一弓、阎连科、张宇、李洱等代表的“文学豫军”蔚为大观，常香玉、海连池、申凤梅等戏剧名家亢龙有悔，张海、陈天然、唐玉润、肖红等书画大家或工艺美术大师灿若晨星……
有人说，年代最主要的特征是，勇气、梦想和充满活力的灵魂。拿这话套在河南人身上，并不为过，而且，由于打破了外在的观念和体制枷锁，逐步告别了千百年来一直恪守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走向城市、自由迁徙、拥抱开放，河南人改革创新的激情更为高涨，步伐更为稳健，其内在的“游侠”精神一下子焕发出来。
这一点，在小平南巡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年2月，中国专利局授予南阳人王永民五笔字型发明专利权，开启中国汉字输入新时代；5月，胡葆森从香港回到河南，注册成立港资性质的建业房地产，在这片“盐碱地上”为河南人盖房子，以“儒商”身份成为本土企业家的代表性人物；12月，一座以“黑猫白猫”为主题创作的双猫雕塑在新郑市北郊树起，同时开始兴建大学城、国际机场，为今日“航空港经济区”奠定雏形，并引发河南长达近20年的“温州招商热”；
年5月，年轻的张荣锁当选为辉县市回龙村党支书，和村民一道劈山筑路、建设社区，其“当代愚公”的艰苦卓越，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吴金印、李天成、王宏斌、刘志华、耿瑞先、裴春亮、史世领等“农村带头人”才能切身体会；
国庆节，来广州辛苦打工的许家印带上一部标致车，跟司机、出纳、业务人员等4人成立一家名为鹏达的房地产公司，从此走上一条辉煌的创业之路，他此时不知道的是，他的老乡王石、朱保国、张芝庭、董留声等人早以“天下豫商创天下财富”的气魄，在企业界扬名立万；
年6月，从周口郸城走出的21岁姑娘马艳丽从运动场走到T型台，一举荣获首届上海国际模特大赛冠军，从此开始了从名模到演员、设计师的角色转换，与赵雅芝、陈鲁豫、李瑞英、海霞、陈明、李娜等人一起，成为河南人形象的女性代表；
年12月，思达高科作为河南民营企业第一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引领更多河南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让更多企业家看到了实业经营之外的广阔天地，18年后，尽管该公司易主更名，其创始人汪远思已败走麦城，但，那些在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如双汇万隆、宇通汤玉祥、三全陈泽民、宛西孙耀志等，凝望它的眼神依然那么深情和凝重……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河南和沿海的差距，已经寻找到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渠道，他们所做的，只是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默默无言。
的确，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1亿人的就业、1亿人的“小康”、1亿人的发展，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大问题。为此，主政者殚精竭虑、长远谋划，从“两跨越两建设”、中原城市群建设、“三化”协调发展到“四个河南”、“三大国家战略”（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中原经济区规划、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河南人的发展底气越来越足。
而且，由于文化的包容性，目前在豫的世界强企业已达多家，闽商、浙商、鲁商、苏商在河南铺天盖地，各类商会组织达多家；同时，原来崇尚单打独斗的河南人开始团结起来，在外省流动的近万产业工人大军，多年来抱团发展，已形成“安阳建筑”、“长垣厨师”、“遂平家政”、“唐河保安”、“栾川渔工”、“西华出租”、“少林保安”、“商城缝纫”、“鹤壁焊工”等众多“创业邦”，省内，个产业聚集区揽聚2万多家企业，有多万人在其中就业。
游侠者，所谓因时因势而变，但不失豪气满腔、大义担当。这种虑“庙堂之高”，又处“江湖之远”的姿态，让河南人有了越来越紧迫的实际行动。年富士康进入河南，河南人慷而慨之，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富士康不断扩大在豫生产规模、增加就业，所有最前沿的产品都在这里下线。年7月，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开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吹皱一池春水，河南的“大交通梦”从此复活并变成现实。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促进了河南人干事创业“大豪情”的释放。
河南人，在历史中站成大写的人
贫困和离乱，一定程度上会让人变得没有尊严，缺乏协作、诚信精神。上个世纪末，妖魔化河南的各种段子和新闻甚嚣尘上，一度让河南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
的确，河南人多地少，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土地外出讨生活，如果你联想到他们大多都从事着卖菜、摘棉、泥瓦工、做保姆、开出租甚至捡破烂这样最基层的工作，那么，你首先产生的反应应该是同情、感佩，而不是鄙夷和唾弃。
因此，河南人的形象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夸大、扭曲了——在整个社会由富变穷、价值观念逐渐规范的过程中，在数量上占据相对优势的河南人，因不断出现的“偶然性”成了国人挪揄的对象，成了人们发泄负面情绪的“牺牲品”。
尽管如此，河南省的历届主政者都坚持一个思路，即用发展赢得尊重，用发展带来新气象，对外主动修复河南形象，实现自我救赎。李克强任河南省委书记时，一方面严查影响河南经济发展的“吃拿卡要”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邀请全国媒体高管及记者到河南参观，推介河南。
到了徐光春，除了彻底扭转各类媒体对河南带有偏见性的报道风格外，还通过发掘、树立一大批道德模范如李学生、魏青刚、洪战辉等，以普通河南人身上具有的正能量和“大义”精神影响人、感染人。
到了卢展工，对河南人形象进行了八种概括，即“普普通通河南人、踏踏实实河南人、不畏艰险河南人、侠肝义胆河南人、包容宽厚河南人、忍辱负重河南人、自尊自强河南人、能拼会赢河南人”，用更亲民的方式方法，唤起河南最基层民众对维护河南形象的共鸣，将河南人形象塑造的无形工程推向了一个高潮。
到了现任省委书记王国生，他指出，让中原更加出彩，需要每个河南人的出彩。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触及到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实现个体的道德自信达到实现河南人整体上的文化自信、精神自信和发展自信。客观地说，经济发展了，但河南上下数千年的厚重文化并没有在中原大地上“活化”，河南人还缺乏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更多的文化骄傲。轴心发展时代，这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民众心态皆为“大国心态”；后来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向外转移，中国主流文化的传承、创新就转移到民间，民众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觉日趋淡化。那些年，随着东北文化、湘楚文化、江浙文化等区域性文化在中国强势崛起，河南人感觉到了自身的差距、缺位和失落。
一句话，河南人现实的文化心理、文化成就、文化影响力，和“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文化地位极不相称。
主政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和文化创新工程来凸显河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的优势：开展中原文化“港澳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建成河南博物院、中国文字博物馆、河南艺术中心等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打造《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风中少林》、《程婴救孤》、《大河秀典》等一大批精品力作。特别是，随着《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定位为五大发展战略之一，河南省更是把“嵩山论坛”作为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融合创新的重要平台。
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欧洲时，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讲话：世界文明是多彩多样的，各种文明能够发展到现在都是优秀的文明，文明之间需要对话融合交流。
这个讲话给河南的主政者带来了深远的启示。在他们看来，要实现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就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在经济上有达沃斯、亚洲博鳌，生态文明有贵阳国际论坛，但是文化方面，迄今却没有。河南位于“天地之中”，文化底蕴远非其他区域能比，因而，举办一个常设性的国际文化论坛，再为合适不过。
这个地点，选择在了河南最具国际化色彩、儒释道并存、已被河南省确认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起步区”的登封。从年起，“嵩山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数届，主体涵盖“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等，邀请众多国际政要和知名学者到会讨论、演讲。该论坛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的评价是，登封可成为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和归属圣地，河南举办这个论坛，有担当，有气魄。
带头向优秀的传统文化致敬，并创新发展，这是河南人在21世纪的不二选择。“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这块土地上，当人们从忍辱负重的状态中抬起头来，他们听到了来自祖先的雄壮声音，也看到了未来中华文明的美丽图景。
是文化的回归，让他们充满自信：在洛阳，龙门石窟打出了“洛阳的名片，世界的龙门”的宣传语，这个城市的人，正以雍容华贵的身姿复兴“梦幻大唐”；在禹州，当44岁的钧瓷工艺大师王秋红刚刚将烧制出炉的“秋红钧”递到一个个顾客手中时，她明白，这一件件被创新理念淬炼的艺术品，已具有了长远的生命力；在漯河，双汇集团掌门人万隆每每向人谈起在欧美市场的跨国大收购，都会将“责任”“国际化”等词挂在嘴边；在林州，当一些外来者讥笑这个城市欲改名“红旗渠市”而不得这件事时，当地人会一脸严肃地辩解道，这虽是笑话，但我们配，因为林州人的“红旗渠精神”可以感动天感动地！
我们还有“天下之中”建筑群，我们还有“国际郑”，我们还有“焦裕禄精神”，我们还有吴金印、李连成，我们更有一个个为“中国梦”实现而伏身躬行的河南人。
一种久违了的仁者之风、智者之魂、勇者之魄、侠者之形，正穿透多年的历史，在今天的“天下之中”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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