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抗战是对向现代文明蹒跚前行的近代中国各方面的一次巨大冲击与考验，而与以往乱世不同的是，抗战烽火中，声声笳吹弦诵未尝中断，教育事业也在此次淬炼中涅槃重生，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孕育出了无数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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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须作平时看

每逢历史上的乱世，最易受波及的对象之一就是手无寸铁的师生，最难保全的也是教育事业。同样在抗战初期，高等教育被当作弃子的论调便再次出现。“抗战初起，高等教育遭受着极大的危机，最先是大学关门论的意见，大逞威风……大学在炮火的炽炼中，变成抗战的累赘，而需要加以廓清。”许多战时教育专家讥笑“学生即学死，毕业即失业。”

但是这一次，高等教育却在行政当局与高校师生的苦心经营下被保存下来且越发壮大，据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战时教育行政回顾》中回忆：我当时根据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国策，认为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供应，有赖学校的训练。”就这样，各方就“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的远见卓识达成一致，于是有了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高校内迁，以及其中无数扣人心弦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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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路上

高校内迁可以说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特色，诸多大学为寻觅一方可以安放课桌的净土各显神通，迁移路线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同时也将高等教育之风吹进了西南西北边陲。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合组的西安临时大学，在太原危急后渡过渭河，翻越秦岭，于汉中继续办学，并更名西北联合大学。徒步翻越秦岭的经历在太平年代真是想都不敢想，今天透过当时文字仍能感受到师生一路的艰辛与漫长：“从此，进入窄窄的天的窄窄的山窝中了。每早，摸黑地爬起来，把干粮袋搭在肩头上，用手杖支撑着，把一个个的脚印烙在古栈道上。夜间，在土炕上或是阴湿的泥土上甜甜地如梦。……”

河南大学几经辗转，环境在变，不变的是大山深处学生的书声琅琅：“早晨天一黎明，你可以看到各山坡上，河滩里，都有读书的同学。有时雨过初晴的清晨，你可以听到各种外国语的读音在和蛙鸣争噪。”

西安临时大学师生越过秦岭

内迁次数记录的保持者当属林砺儒掌舵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林院长本人曾对迁徙之难有所回忆：“乃于（年）十月中旬，迁避梧州，二十七年十月，广州沦陷后，我们再迁藤县，二十八年一月，三迁柳州融县，九月四迁归粤北乳源，去年一月五迁至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八迁罗定。”短短数年间八次迁校可谓艰难之至，然而这也是太平时无处寻觅的景象。

内迁悲壮中夹杂些许趣味的当是中央大学的动物“长征”。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时，南京的校属牧场尚有许多优良动物品种无法转移，只得委托牧场管理员王酉亭代为照看，不想这位管理员却也是位英明领袖，不待敌人攻破首都，便携带这些牲畜乘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走走歇歇，历时近一年时间，竟将这些美国牛、美国猪、澳洲羊、英国猪、美国鸡悉数送达重庆的中大校区，真是战争中的奇迹。

中央大学重庆校舍

内迁的故事里，最为家喻户晓的当属西南联大（时为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团了。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奉教育部令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不想战争形势恶化迅速，长沙亦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无奈三校师生只得在暂驻足衡山湘水后又成离别。长沙临大“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为发挥这段宝贵经历的教育作用，这一次迁徙计划中，招募了一支由名学生和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师生每人配备黄色崭新制服，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一件和雨伞一柄，如同一支朝气蓬勃的部队。自2月20日启程，直到4月28日抵达昆明，一路上历时68天，总里程里，（除去乘船乘车，实际步行约40天，步行距离约里）圆满完成了这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

一路上的艰辛，从步行团成员吴征镒的日记中即可窥知一二：3月4日“本日行八十里，疲甚”；3月5日“昨夜云有匪万余度河来犯，同学多半未睡”；3月24日“晚因行李未到，宿火铺，被子均多年冷似铁，且上下不能兼顾”；3月30日“阴雨中整队入城，草鞋带起泥巴不少，甚为狼狈，曾先生（昭抡）半截泥巴大褂尤引路人注目”。“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湘黔一带道路崎岖，且匪患猖獗，师生一路艰苦又有匪患之虑，真可谓身心俱疲，却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见到了书本之外的世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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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

与路途的艰苦相映成趣的是，师生们每入一城常受到当地百姓的夹道欢迎和政府提供的诸多便利。3月17日抵达玉屏县时，县长与各界代表热情迎接，并在食宿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后来抵达贵阳城时，旅行团成员冒着滂沱大雨，伴着嘹亮的歌声阔步行军，道路两旁的群众鼓掌欢呼，冒雨向前与师生们握手拥抱，师生们无不为之动容，感到“陡增肩上神圣使命”。

千里长征没有击垮任何一位师生，反而历练了他们的意志，也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据闻一多后来回忆：“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姓名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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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下的中国精神

陈平原先生在书中谈到：“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而我从书中读到的答案，是大学师生深切的爱国热忱，以及由此而来的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发展都坚信且期盼胜利到来的坚定信念。年全面抗战后，日军选择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作为轰炸对象，其用意便是压垮国人的心理防线，换来的却是更执着、更顽强的抵抗。校园被炸后，张伯苓立即发表演讲：“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坚强回应到：“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

日机轰炸后的南开思源堂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建国培养人才”的“战时须作平时看”教育政策，可行的前提之一即是假设抗战必定胜利。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也成了师生在艰苦环境中一再迁徙，顽强抗争的精神动力。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回忆西迁乐山时如是说：“在蜀道难行的场合下，经过几千里行程，所遭遇的困难，自不消说。然而我们为抗战建国储备专才的热情所鼓励着，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不论是武汉大学的蜀道难行，西北联大的秦岭崎岖，还是西南联大的千里长征，背后支撑着师生们昂首阔步的无疑是那份执着的爱国情怀与坚定的必胜信念。

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中国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在战火的焚烧中消弥，反而更加发展壮大，截止到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数量从抗战前的所增至所，学生数量由人增至人。（数据来源为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年所撰《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经过战火的炽炼，中国的高等教育最终涅槃重生。

浙大复员专车

高校内迁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和着泣与血的璀璨篇章，这一伟大工程背后所蕴含的精神与信念，对当下高校发展来说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又在经历着新的考验，几十年前高校在战火中一路笳吹弦诵所蕴藏的，也许正有我们今天迫切需要汲取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