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的达累斯萨拉姆市靠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这对喜欢吃海鲜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去坦桑没多久，我便对达市的鱼市很了解了，大概一月份，我发现市场里卖虾的人少了，卖的人也开始偷偷摸摸起来，起先我不知道何故，直到有一次我买完了大虾准备回家在车上被警察截停，我才知道原来到了"禁虾期"，捕虾违法，我买虾属于"销赃行为"，警察不仅没收了我的虾，还罚了我的款（小费模式）。而这警察出现的时机也很微妙，就在我上车准备离开的瞬间，后来我想明白，这可能是"钓鱼执法吧"，而我正是那条鱼。如果我们思维发散一点，来一点头脑风暴，把"虾"这种资源扩大化，比如项目标的，土地，矿藏，石油，在和非洲国家"买虾"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也会遭遇"钓鱼执法"呢，答案是可能的。基本上所有的非洲国家在资源归属上都是有"国家层面"的争议的，而我们对资源如此的饥渴，以至于我们宁愿冒这样的风险，我们好赌，而且豪赌，在双方都顺风顺水的年代，比如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七八年，大家和气生财，互不干涉。可是到近十年，当资源敏感度增加，走出去的中国人趋于饱和，对方政府又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制造法律"并"钓鱼执法"了。在我写《预防非洲全面排华浪潮》时，我知道自己有蹭疫情的热度，哗众取宠的嫌疑，可是当我翻开历史，这种排华情绪在非洲不是一天两天了。赞比亚近十年接连发生的排华骚乱，促使反对派竞选时打出了反华牌；在南非和莱索托，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利比里亚和加蓬以及马达加斯加，人们指责中国的木材需求导致当地的森林的过度砍伐和枯竭；在安哥拉，刚果和坦桑尼亚，人们指责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肯尼亚，人们指责中国资本没有真正用在铁路项目上；在苏丹和津巴布韦，人们指责中国销售的武器成为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等等等等。为了弄清中非关系的发展脉络，我们不得不提中国的几个概念"第三世界兄弟情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干涉他国内政""走出去战略"，我们对非关系从"无条件援助"到"无条件经济合作"发展，无条件援助是兄弟情义，"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国家利益。跟一个坦桑的七十岁左右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竟然能用汉语说周总理和毛主席，我相信那是坦赞铁路的"友好遗产"，而当我问到了新的铁路怎么没给中国人修时，老司机说"我们不能再向中国借更多的钱了。"这句话含义丰富，就我的理解，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借中国的钱猫腻太多，二是换一个债主可能阻力少一些。"无条件的经济合作"，这是我们目前的对非政策。这政策有三个根本特征。一，我们绝不干涉他国内政。无论你在打仗也好，你在种族屠杀也好，你在借钱腐败也好，只要和我做生意，我一概不管，这是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内政政策的外交体现，我们的内政经济政策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希望这也能在"走出去"时成功，几十年来，我们也确实这么做的，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做生意"，我们真的成了"唯利是图"的人，而在西方一系列经济理论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在非洲都以失败告终时，他们近些年在非洲奉行紧缩的"有条件的经济援助"政策，即在经济援助的同时获得"保障人权，消除腐败，政治改革"等一些列附加条件，这让很多非洲国家倒向了"高效且干脆"的中国，这也直接导致中国成为非洲国家出现内部矛盾和面临西方压力时把矛头直接转向中国，因为这样转移内部矛盾和宗主国压力时同样"高效且干脆"。二，不稳定性。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我不干涉他国内政，他国内政却常常主动来干涉我做生意。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局有我们国家稳定，所以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一国内政频繁变化，此方唱罢我登场，一届又一届的政府朝令夕改，做生意也就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保障了。所以我们在很多政局不稳的国家甚至有战争冲突的国家的投资，只能打水漂收场，豪赌就是有这样的风险。三，资源才是根本。自年开始，中国的石油再不能实现自给自足，我们"走出去"，一是找市场，更重要的是找资源。在欧美已经垄断大部分资源市场的同时，我们一方面拉拢那些和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难兄难弟"，另一方面开拓资源的新供应地，而非洲这个"不毛之地"正是理想的"新的活水源头"，大国崛起，靠的是资源，资源便是一切，只要能获得资源，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在大国崛起中，我们不必隐晦自己对资源的渴求，这种饥不择食甚至是必然的。自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非洲兄弟是"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的，而这次的疫情对全世界的打击更是深重，比08年金融危机要严重的多，还说不定中非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极有可能非洲国家以"不可抗力"抗辩要求减免债务，甚至出现各种恩将仇报的要求，"贷款是死的，人是活的"，到时候"法不责众"，若耍赖上了，作为"大国"的我们，也没有台阶下。我们"无条件的经济合作"政策必须改变了，实践证明这政策是短视的，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对比我们同欧美的对非政策，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我们的"无条件经济合作"只要搞定"人"就行，而人在长远看是靠不住的，欧美的"有条件经济援助"企图搞定体制，在他们看来，只有体制是靠得住的，但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试着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搞定人和搞定体制的不同。我在肯尼亚做过几年清关工作，接触了一些在肯尼亚的华人贸易商，有次一个在香港做猪牛羊内脏生意的中国人找到我做肯尼亚猪牛羊内脏到国内的报关工作，以下是我们的大概对话:"动物内脏检验检疫不好做，原产地证书也不好做，好像中国大陆也不允许从非洲进口这些"我说。"肯尼亚海关这边我来搞定，我只要用你公司帮忙报关"他说。"你怎么搞定"我问。"非洲国家没有钱搞不定的"他说。"那中国那边怎么搞定"我问。"我不走大陆，我走越南那边"他说。我无语，这生意我没做，我一小公司，犯不着搞这种麻烦事。他后来买了六个冷冻柜，按照他的模式做成了，两年后又不做了，仅仅因为港务局换了人，换了"政策"。另一个例子也是肯尼亚的。肯尼亚的卢老生前形象是七八十岁的老华侨，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推动了肯尼亚驴制品出口的合法化，在他在世时我曾拜访过他，对他十几年来，坚定不移的在肯尼亚社会推动驴制品出口合法化的事迹和努力表示钦佩，要知道在一个"不吃驴肉""不屠宰驴"的国家推行驴制品出口何其艰难，说服了议员后要说服部长，说服了部长后要说服立法，说服了立法后要说服法院，还有各种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而一个耄耋之年的中国老人硬是把这件事做成了，不但解决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还创造了税收，还带动了一个产业，也满足了中国市场对"驴皮，驴肉""的需求，也为后来的中国驴制品商人开辟了道路，他们从此便能合法的做生意了，而这耗费了一个老人生命最后的十几年时间。坦桑尼亚的芝麻腰果出口，坦桑政府试图把交易权收归国有，肯尼亚的夏威夷果和牛油果出口也面临这样的政府附加出口条件问题。是搞定人，还是搞定体制，这是一个问题，目前来说，所有世界其他地方成功的经济策略在非洲都是失败的，非洲尤其棘手，棘手于他的选举制下的伪民主，族裔政治下的威权，以及根深蒂固的贫穷带来的腐败等等等等。因而在非洲的微妙之处在于往往搞定体制是通过搞定人来实现的，人就是体制，就是王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踩了很多雷，不仅人没有搞定，还引来体制的"钓鱼执法"，最终落得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我记得十年前去肯尼亚，去市中心的肉市场买肉，一开始的时候，商贩们会送些不用的内脏或者鸡脚之类的给中国人，又过了几年，中国人越来越多，当地人发现原来他们不要的一些"资源"是可以挣钱的，这些东西开始有了价格，有时候甚至供不应求。再后来，中国人发现了naivasha湖的小龙虾，小龙虾也开始在内罗毕变得值钱起来，这便是我们对资源的需求，既然有了需求，就不得不处理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利益，政府的税收政策就在来的路上了，处理不好，便会给人检疫上的，环境上的争议，冲突就来了，解决冲突，也绝不仅仅是给主管人员送钱就能解决的。笔者是个普通人，学了点法律，有一点批判性精神和发散思维，又喜欢写点东西，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试图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欢迎大家